生生之道：中華文明宇宙觀

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明適應于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在地理環境、經濟結構、民族心理、語言文字、思維方式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和特殊需要而產生并逐步發展起來，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文明形態。

面對遠古時代嚴酷的生存環境，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原始人類構木為巢，鉆燧取火，開始了為自身爭取生存權而同大自然進行的斗爭。如此的斗爭不僅為先民們提供了生產生活資料，保證了種族的延續，也觸發和啟迪了他們的心靈智慧，使他們開始思考人同周圍世界的關系，并不斷地積累起對大自然和人本身的認識。人的心靈與肉體的關系開始為先民們所思考；對死者的懷念和對來者及未來生活前景的某種寄托，促進了原始宗教與倫理觀念的形成；而氏族圖騰作為氏族血緣和神秘莫測的自然力相結合的產物，明里暗里支配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

三皇五帝這些傳說中的半人半神、亦人亦神的先民始祖，成為遠古時代中華文明和智慧的象征。從伏羲、神農（炎帝）、黃帝、唐堯、虞舜的“觀象制器”，到夏、商、周“三代”的制禮作樂，中華民族造就了自己光輝燦爛的歷史，中國社會也相應進入文采德行彰明——“文明”的時代。在這條寬廣深厚的歷史長河中，我們的先輩們創造了多姿多彩、絢麗壯觀的具有濃郁東方文明特征與民族情結的優秀傳統文化。正因為如此，中華文明從其形成時期開始，就與西方文明走上了各自有別的獨立發展道路。

表現在社會組織及其形態上，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構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縱橫交錯的關系網絡，它的經濟基礎則是分散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工商業和貿易興旺發達的情形迥然有別。自氏族社會解體，人類進入私有制和階級社會以后，中國雖也出現了類似于奴隸制的勞作和管理制度，但這一制度的發展卻是以“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形式來實現的，天下為“公”與天下為“私”反映的是同一的歷史事實。

隨著分封制解體，“天下共主”轉變為皇帝獨尊，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發展得十分完善和穩固。在西方文明的主要奠基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在古希臘城邦奴隸制穩步發展的基礎上建構他們的“理想國”體系并最終奠定其文明發展基調的同一歷史時期，中國已開始了由分封的諸侯國走向“天下”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進程。以老子、孔子等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家群體的出現和諸子百家的學術爭鳴、思想交鋒，與舊的分封制的瓦解、新的社會階級關系的形成和“大一統”封建制國家的建立過程相伴隨。

從“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到“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明特質，承載的都是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并與社會現實生活密切聯系。學術研究的必要性，不僅在于理論本身的價值，也在于滿足社會和國家的需要。天人之際所以貫穿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正是因為可以通過它來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成敗興衰之理，學者的學術研究和社會政治抱負往往融合在一起。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是中國人理論思維最根本的范疇，而“陰陽”則具有天地間最大的通約性，天地、男女、夫婦等眾生百態都可以陰陽論。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博大厚重，充滿了中國先民的智慧，但其中最為核心的成分還是最具中華文明特色的思想體系——仁學。不論是公平和諧的制度建設，還是愛人愛物和民生權利，仁學為傳統中國的民本政治、倫理規范、社會穩定、民族和諧與對外交流，賦予了良善的價值引領。它不僅具有理論價值并引導精神走向，而且具有良好的社會功能和實踐效用，適應了人類的一般需要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要求。其所鑄成的文化基因，促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影響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在最終意義上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定向。

《禮記·禮運》告訴我們，當年子游向老師請教禮之運轉事，孔子就五帝三王相變易和陰陽轉旋之道作了長篇回答，其中出現的重要觀念，就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疤煜乱患摇贬槍Φ氖遣煌赜颉⒉柯?、氏族的和睦相處和民心凝聚的問題，關注的是“群”的關系；“中國一人”則側重于君王個體對所治地域的主管、引導和教化，突出的是“己（我）”應擔負的責任。但二者其實又密切關聯。從“為仁由己”出發，天下有一人不被愛，都可以說是“我”的責任，問題集中在“我（執政者）”如何能以民眾之感受為感受而不拋棄任何一人。整體宇宙的情懷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最根本的出發點。《禮運》講“一家”“一人”雖然是并行的，但就古代社會的實際來說，“一人”的自我責任往往建立在天下觀的基礎之上，重心在“我”與周圍世界（主要是不同的人倫關系）所構成的群體環境，處理的是親疏長幼的關系，從而使“天下”與“一家”直接關聯起來。中華天下觀的特點或重點，不在這個世界是什么，而在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從而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家國情懷下的天下觀。盡管人類社會在“大道既隱”之后，形成的是“天下為家”而非“天下一家”的狀態，但在儒家的理想政治中，“天下一家”可以通過圣人的仁愛教化予以實現。

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無疑具有共性，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路向上相互關聯，在她的身上，鮮明地體現了文明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機統一，因而我們需要文明互鑒。但文明互鑒又是建立在各不同文明發展的個性的基礎上的，必須“立足中國大地，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要不斷推動和促進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一方面，既要反對西方中心論，又要有開放的胸襟。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中華文明自古就有開放包容的博大胸懷，正是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出新的活力，真正做到取長補短、推陳出新，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自身的貢獻。另一方面，又須在展示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胸襟和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進程之中，講清楚“我們從哪里來”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和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并使我們賴以自豪的“中國特色”，賡續我們的歷史文脈，弘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和中華文明的精神價值，堅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主體性，推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事業。

（作者系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