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性領導：倫理型領導力的本土化研究

“領導力”一直以來被認為是由領導者、被領導者以及情境相互作用而產生的一個高度情境化、復雜化的結果。自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信息技術、移動互聯網、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第三次工業革命引發的一系列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了組織外部的經營環境。后福特制、虛擬組織、網絡組織、無邊界組織、自我管理小組與平臺型企業等組織模式日漸浮現，“腦力勞動者”“新生代員工”“知識型員工”之間以及工作與家庭之間界限的模糊，不斷挑戰著傳統領導理論與思維模式。

隨著對西方心理學理論的反思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興起，華人心理學家、管理學家開始反思、檢討以往對西方領導理論的盲目追隨，意識到華人社會在文化、價值觀上與西方有很大差別，將西方文化中發展出來的領導理論生搬硬套到華人群體中，不但無法客觀反映華人領導方式的真實面貌，也忽視了其獨特而重要的內容，甚至會在實踐中歪曲事實。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并研究華人社會與組織，探求其獨特的文化基因。

在領導力的道德含義方面，關于文化間深層差異對實踐影響的發現，讓學者們不得不去重視和思考發展本土的倫理型領導力模式。一方面，原有組織范圍內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命令、控制等傳統領導方式正逐漸喪失原有的效力，這種客觀形勢的變化要求領導方式也要隨之發生變化。另一方面，文化、倫理原則、價值觀和愿景等一系列“非剛性”的領導和管理方式以及“地方化”的領導理論越來越凸顯其重要性。這都為“倫理型領導力”模式的提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改革刺激了國人對物質財富和利潤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原有的傳統價值觀、道德觀和行為規范正在日漸被“利益趨向”的觀念侵蝕。國內涌現出一大批不道德商業行為，如食品安全丑聞、環境污染問題、勞工權利問題等。而在這些惡性事件背后，組織領導者對組織所持有的不道德的組織文化和價值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領導活動在組織管理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它決定了組織戰略的決策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組織文化、組織結構和組織機制，以“領導”和“倫理”為聚焦點來系統探索中國的組織管理問題是合情合理的選擇。在中國，商業環境的快速變化和轉型帶來了商業倫理問題的困境，對倫理型領導的需求尤為迫切。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倫理社會，具有豐富的領導實踐，但我國學界目前對于倫理型領導力的研究大多受西方學術傳統和研究模式的影響，沒有真正從本土倫理傳統入手去塑造適合中國情境的倫理型領導力。我們可以通過深入分析儒家倫理思想，在古今、中西的融通中，尋求其在現代組織領導研究中發展的契機。

儒家思想素來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一百多年來，人們對儒家思想的態度和認識歷經若干重大的變化。18 世紀以來，“進步”成為西方現代化的一個中心觀念，按照“進步”的觀點，安定靜止意味著落后。在 20 世紀初期，儒家思想被等同于中國封建文化，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甚至被全面否定。經過一系列激進的思想文化批判和社會政治革命，儒學被迫從孕育它的社會母體中分離出來，成了余英時所說的“游魂”。但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經不能簡單地以“進步”為傲，其危機恰在于“動”而不能“靜”、“進”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亂”而不能“定”，與物質上的“進步”相伴的是精神上的墮落。如今，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繁榮穩定，伴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大復興，儒家思想的地位被再度提升。

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參與者，中國必須在自身的文化情境下發展和闡述本土適用的管理思想和理論。因此，目前在中國，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建立一種文化上連貫的本土領導道德話語。以儒家德性倫理為基礎的倫理型領導力根植于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歷史脈絡和社會現實要求，注重個人美德，用道德價值權衡經濟利益，并在組織中充分發揮道德示范作用。發揮儒家倫理價值在中國當代商業倫理研究和實踐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將使儒家德性倫理豐厚的文化內涵為企業領導者的行為提供堅實的道德基礎。

（作者系哲學院副院長）